为现代汉语“绘制画像”的人（人文观察）

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（以下简称《大现汉》）这部五卷本的巨著，于今年4月问世，它收录了15.7万余个词条，总字数超过1200万，全面展现了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的演变历程。这部大型辞书被视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其背后凝聚着三代辞书工作者20多年的不懈努力。

二十余载的坚守

编纂一部词典是一项需要数年甚至数十载的艰巨任务，它考验着编纂者的学识、毅力和情怀。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中国语言学界就曾提出编写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设想，但因各种原因，该项目曾三次搁浅。直到2005年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后来的《大现汉》主编江蓝生接过了这一重任，并投入了二十余年的心血。

江蓝生回忆，当初是韩敬体找到她，提及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希望编写一部大型词典的遗愿。尽管深知编纂辞书的艰辛，但作为后辈，江蓝生感到有责任完成前辈的嘱托。韩敬体，后来担任《大现汉》副主编，曾参与丁声树先生主持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纂，对老一辈学者的心愿和此项工作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。

为何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成为几代学人的共同愿望？这与中国辞书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。在新中国成立前，学界已编纂了《辞源》和《辞海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《新华字典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编纂对普及教育和规范语言文字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但它们都属于中小型辞书，未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。国际上，日本在七八十年代推出了《日本国语大辞典》，牛津英语词典也在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，大幅扩展了词汇量。相比之下，中国仅有中小型辞书，甚至在接受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，只能回赠一本小小的《新华字典》。因此，编纂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和时代的召唤。江蓝生表示，这既是前辈的嘱托，也是现实的需要，是他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。

《大现汉》的编写过程充满挑战，如同艰难的攀登。江蓝生提到，当项目第四次启动时，许多曾参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纂的同事已退休或承担其他研究任务，人手不足成为长期难题。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，2005年底，一个近30人的编写组得以组建，其中许多成员是新手，需要“边干边学”。从立项到出版，历时二十载，尽管项目曾有调整，人员也曾更替，但“坚持下来，这次绝不能再夭折”始终是团队的共识。

他们通过翻阅语料库、研读近百年文献来搜集历史词汇，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，并广泛征集读者意见，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学界建议。二十多年间，编纂者们有人从壮年步入老年，有人从学生成长为研究骨干，而这部词典也逐渐成形。在《大现汉》的首发会上，江蓝生表示，他们致力于打造与中华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、能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。韩敬体则感慨，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梦想与期望的结晶。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教授认为，《大现汉》的问世是对前辈学者学术思想的传承，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体现。

“经世致用”的学术追求

《大现汉》在学术研讨会上获得了“内容丰富”、“严谨规范”的高度评价。而在大众读者眼中，这部词典则呈现出“生动”、“有趣”、“新鲜”、“好读”的特点。江蓝生表示，他们的目标是编纂一本既可查阅，又可“阅读”的词典。

《大现汉》中收录了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，例如百年前的文字用法，如“知识”写作“智识”，“揭幕”称作“除幕”；也包含了“爱咋咋”、“哪儿跟哪儿”等鲜活的日常口语，甚至因误用而流行的词语，如“回怼”的“怼”，其词条中也附有解释。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活力的词语，使《大现汉》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书，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作品。

这一切源于《大现汉》的编纂理念。秉持吕叔湘先生“编就要突破前人，有特色、有新意”的治学精神，编写组打破了传统辞书的编纂模式，提出了“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”、“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”、“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”的大胆理念。这意味着，词典不仅关注词语当下的意义和用法，也追溯其演变轨迹；不仅提供准确严谨的释义，还补充语用规则和文化内涵，以适应更广泛的读者群体。

为实现新颖且有深度的编纂目标，需要海量语料作为支撑。编写团队广泛调研各类辞书，利用多种语料库，遴选尚未收录的有价值词语。特别是为了挖掘旧词语，他们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，从许地山、梁实秋、林语堂、郁达夫等名家作品中搜集一手资料。编写组成员范文杰分享道，他们常在生活中捕捉新词，即时在工作群里分享，生怕遗漏。这种学用结合的态度，让他们能在浩瀚的语海中“淘沙拣金”。

著名语言学家王宁教授评价，《大现汉》全面展现了现代汉语的真实面貌，并融入了历时视角，让读者从中窥见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。它不仅提供了词语的查检，更有助于全面认识现代汉语，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。

三代人的传承与奉献

江蓝生在接手《大现汉》主编一职时，坦言是因为“不知道它有多难”，而能够坚持完成，则归功于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她亲自审改了大部分词条，长期伏案工作导致颈椎和腰椎严重受损，接受了三次大手术，甚至在住院期间仍心系词典编纂工作。她认为，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，能增长知识、提升思维能力，更能淬炼坚毅的意志。她相信，语言研究者通过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，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做贡献，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，那些付出的艰辛都是值得的“学费”。

如今，辞书队伍的成长和这门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注的。王楠介绍，《大现汉》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，许多当年的“年轻人”已成长为骨干，正在承担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8版的修订工作。编写组成员苏颖认为，完成《大现汉》的编纂，离不开榜样的感召、责任与热爱，以及团队的相互扶持。她提到，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，乐于传帮带，对年轻人的提问总是耐心解答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，其中11位拥有博士学位，专业领域涵盖训诂学、文字学、词汇学、语法学、计算语言学等。团队既有研究冷门绝学和现代语言学分支的学者，也有探索前沿交叉学科的研究者，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《大现汉》的顺利问世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，项目被列为重点课题和创新工程。范文杰指出，与基础研究不同，辞书编纂的成果并非立竿见影。社科院和语言所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，如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，减轻了编纂者的后顾之忧，使他们能专注于工作。

学术积累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更大作用。王楠自1995年加入社科院语言所，已工作三十余年。她回忆，刚入职时，每年需要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、新义卡片，所里至今仍保存着近百万张当年抄写的卡片。虽然如今不再手写，但随时关注新词、新义，思考字词释义已成为一种习惯。

王楠动情地表示，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。她认为，尽管编纂辞书辛苦，但想到《新华字典》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，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，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。《大现汉》也将是这样一部值得一生骄傲的作品。